佩德里在《球星看台》发表亲笔信，动情追忆了自己的祖父，并回顾了初到巴萨时得到梅西等球星帮助、首次为巴萨进球等人生中的重要时刻。
佩德里亲笔信：《写给我的家庭》
我发誓，世上没有比我祖父更疯狂的球迷了。我知道每个读到这篇文章的西班牙人都会翻着白眼说：“不不不，我叔叔才更疯。”但我可以告诉你们：只要有机会认识我的祖父，你们就会明白。
祖父经营着“费尔南多酒馆”，那是巴萨在加那利群岛最大的球迷协会所在地，也是一家传统老式Tapas餐厅——木头天花板、木头椅子、木头吧台，满屋皆是木质。墙上挂满了家人的照片（当然还有巴萨球员的照片）。
我就是在餐桌之间跑着长大的。祖母受不了我和哥哥在家里玩“世界杯决赛”的游戏——她还得端菜上桌，于是总把我们赶到楼下的“VIP包厢”。那是餐厅下方的一个小地下室，堆着葡萄酒和箱子。我童年大部分时光都消磨在那里，对着墙壁踢球。西班牙夺得南非世界杯那年，我才7岁，那正是让人痴迷的完美年纪，不是吗？甚至在学会系鞋带之前，我就已经明确了自己的两个梦想：
1.随西班牙赢得世界杯。
2.随巴萨赢得欧冠。
我们离撒哈拉沙漠比离诺坎普更近，但支持别的俱乐部是绝不可能的——我祖父确保了这一点。你要是跟他提马德里，他会直接回你：“不，我死也不会踏进那座城市。”
这不是玩笑。有个周末，他和朋友们去诺坎普看巴萨比赛，回程需要在马德里短暂转机。飞机降落时，所有人都拎着行李下了飞机，唯独我祖父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
十分钟后，空乘走过来问他：“先生，您还好吗？您得下飞机了。”他说：“绝不。那会给巴萨球迷带来厄运。把我送到特内里费去。”空乘试图劝说他，但他就是不动。随后他又说：“好吧，那如果我坐轮椅下去呢？那就不算‘踏进’那座城市了吧？”
你知道吗？最后他们真的用轮椅把他推到了登机口。至少，故事是这么讲的。
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每当皇马来加那利群岛比赛，他总会去现场看特内里费的比赛，就为了跟皇马对着干。显然，1992赛季最后一轮他也在现场。所有巴萨球迷都知道1992年在特内里费发生了什么。那时我还没出生，但父亲给我讲这个故事不少于100遍。
那是赛季最后一场比赛，皇马只需1分即可夺冠，巴萨排名第二。祖父戴着他的巴萨领带去了现场。上半场皇马2-0领先，那是他人生中最悲伤的一天。
他街坊的一些皇马球迷朋友就在球场另一端的皇马看台上又蹦又跳地庆祝。他知道赛后这些人会涌进“费尔南多酒馆”，永远不会让他忘记这一切。然后，奇迹发生了。
特内里费3-2逆转！
家人说，终场哨响时，60岁的祖父从座位上跳起来，跑遍整个球场去找那些皇马球迷朋友算账。我想他已经30年没那样跑过了。那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之一。
祖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远在我能看到自己足球生涯之前。但我们还有这些故事，还有他的巴萨领带和他的餐厅。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对足球的热爱。在我们家，足球就是生活本身。
说来有趣，加那利人在其他事情上通常都很放松。加那利球员在场上自有一种特别的节奏，我们有自己享受比赛、不感受压力的方式，在场上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我想这正是这片土地孕育出如此多有创造力球员的原因。
记得父亲在餐厅忙了一整夜后，一大早开车送我去训练，他总要在加油站停下来买杯咖啡。
我急得不行：“爸，我要迟到了，今天别停了。”
他却用加那利式的语气说：“放松点，好球员总是迟到的。”
“可我又不是小罗，爸！教练会生气的。”
“没事，别急。”
父亲对生活有着绝佳的态度。他年轻时是个相当不错的门将，但祖父去世后，他不得不放弃梦想，接手经营餐厅。很长时间里，父亲和叔叔是仅有的两名服务员，直到哥哥长大后也被拉去帮忙。说实话，他们从没让我干过活——他们在我身上看到了特别的东西，放学后我总能获得许可出去玩球。
除了有一天！那个著名的日子！
那年我大约13岁，正逢镇上的节日。我叔叔是单口喜剧演员——对我而言他是佩佩，但在观众面前他就成了“唐·何塞”。我连他的一个笑话都讲不出来，那是加那利式的幽默，不是岛上的人根本笑不出来。但那天叔叔要去镇上的节日表演，餐厅忙得不可开交，父亲便叫我过去帮忙。
好吧……带球跑动和在吧台后面干活完全是两码事。天哪。
我站在吧台后负责酒水，这就是我的全部工作。父亲急匆匆地过来给我报单上酒。
“2杯可乐、1杯芬达、3杯啤酒。”可我还没装好可乐、放好吸管和冰块，父亲又送来了下一单。
“2杯红酒、1杯芬达、3杯可乐。快点！”
我头都晕了，腿也站疼了。
我问：“爸，中场休息是什么时候？”
父亲答：“中场休息？什么休息？这又不是球赛。”
